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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中科云巢怎么样记得那是刚刚考上博士不久的一次上课,我的博士生导师周武研究员在讲授上海史时突然提到,庚子国变前后北方社会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的人才迁徙潮,很多政治、文化精英从京城迁居到上海,这极大地促使了上海在政治、文化上的崛起,其中最为集中的便是庚子救援行动,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有数千人被从京津地区救援到上海。然而,对于这次救援行动,不但学界研究较少,即使知道的也不多。周老师因而向听课的学生们建议,有兴趣的可以试着去关注关注。我当即便对这个题目产生了极大兴趣,此后便尝试着收集相关史料,很快就在上海图书馆找到并复印了陆树藩的一卷《救济日记》和五卷《救济文牍》,同时又从《申报》、《中外日报》等晚清报刊上发现了大量相关史料。知道我有了这些史料基础,周老师又建议我将这个题目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,于是我的读博生涯便与庚子救援事件的研究生涯合为一体。严飞:是的,因此我在想我要让学生们去和小说家来对话,告诉他们我们想要用这种理论来接触文本。那么小说家可能会说,这样不对,我在创作的时候不是这样考虑的;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发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一种偏差,并且去思考是否可能对之进行修正。任越:我顺着严老师的思路说。我自己在社会学系转入艺术史系时,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,我把它叫做当代艺术的“社科化”。从取材上来说,一些当代艺术的实践者会越来越将目光投射到现实层面,把一些当下发生的事件作为自己创作的灵感、素材、切入点;在组织和展示方式上,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“参与式艺术” 以及“社区艺术”,例如在美术馆,我们不仅仅能看到展览,也会听讲座、参加公共活动和教育活动,而一些社区把自己的公共文化活动做成了社区的名片,等等。我就会想当代艺术似乎在更加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沟通、人和作品之间的沟通。刚才严老师所说的香港的情况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:社会学家在通过一种关怀的方式,向人文、人际的层面去靠近,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会成为他们自身艺术创作当中的一条线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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